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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应尽之义，不足挂齿。”乔郅墉看着林逸青，正色说道，“瀚鹏是要做下大事业的人，凡利国利民之举，若有需要老朽帮忙的，尽管吩咐，老朽愿象助令兄一般，助瀚鹏成功。”

    听到身为晋商之首的乔郅墉坦言相助，林逸青心中感动不已。

    “乔公放心，林某定当不负乔公厚望！”

    已经对乾国的历史非常熟悉的林逸青明白，那些象乔郅墉这样的急公好义的晋商首领，才是这个古老帝国真正的精英！

    晋商以擅长商业经营活动而著称于世。在眀乾时期，一代又一代山西商人，以敢为人先的商业胆识、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，万里行贾，勤俭经商，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环境中，建立起一种秩序井然、自由灵动的经济模式，形成了自身卓越不群的文化特色，涵育了深厚广博的文化精神。

    晋商兴盛达5个多世纪。早在上古时期，山西境内的产品交换已经兴起。在帝都和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，由于商业的繁荣，货币流通量的增加，山西成为中原地区商业之枢纽。之后山西商业拓展到内蒙古、东北辽东一带。瑭梥邧时期，山西商人不仅携资竞争于全国市场，而且通商于塞外以至欧洲。在眀代，因蒙古族不断侵扰，北部驻兵增加，粮饷缺乏，便实行“开中法”，用发给食盐专卖执照“盐引”的办法，鼓励商人把粮食和食盐贩运到晋北边防粮仓。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边防的有利条件，捷足先登，以当时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，不但向晋北边防输盐，而且向全国市场进军，与安徽的“徽帮”展开竞争。“晋商”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雄厚的实力，到眀代末期即成为雄踞海内的、中土当时最大的商业集团。

    同时，晋商利用眀末实行汇票的机会，率先建立起“票号”，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，在乾代达到鼎盛。它不但在山西平遥、祁县、太谷有总号30家，而且在各地有分号，既接受公私存款，又经营官商汇兑。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金融，而且把分号设到了日本的东京、大阪、神户，俄国的莫斯科以及东南亚，每年获利达500万两。在乾显凤、彤郅年间，则是“山西票号”发展的高峰，曾一度执全国之牛耳。光旭三年，全年汇兑达到两千万元以上。而卓越的商业信用正是晋商尤其是“山西票号”得以持久、旺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晋商的成功不仅在于资本雄厚、管理严密、法规完善，更在于他们在实际运营中同生产者、消费者、储户以及商业同仁之间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诚信关系。因其诚信享誉全国以至世界，才能真正做到“生意兴隆通四海”。

    当时乾国北方的农民、牧民，生活很贫困，甚至无力用现钱、现物购买或兑换商品，只能凭信用。晋商采取的就是“春赊秋收”的交易方法。在春天青黄不接时赊给他们商品，解其燃眉之急，秋天再来收账。晋人的商号还常为蒙民捎购物品，甚至垫借钱财。一旦答应。就一定要办到。所以。深得蒙民信任。蒙民购物，只认商标，不问价格，对山西商号的商品，从不怀疑其质量。这种信用买卖关系，多少年如一日而不变。及至发展到“票号”，更是不论款额大小，路途远近。均必按期兑付，绝不延误。储户如需用款，随时可以提取。

    对于“山西票号”的信誉，时人评价说：“山右钜商，所立票号，法至精密，人尤敦朴，信用显著。”英国领事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也说：“山西票号信用很高，有力量买卖中土任何地方的汇票。”上海汇丰银行说：“二十五年来与山西商人作了几亿两的巨额交易，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乾国人”。

    信用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。也是政治稳定，经济、文化和社会风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动力。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黄金规则。也是政治活动、司法行政的“黄金规则”。诚信过去是，现在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资源、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。不能设想一个统治集团内部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失去诚信，互不信任，互相猜忌、倾轧的状态下，能够维持其集团的存在和社会的稳定。不能设想一个诚信缺乏的环境能引来投资和促进经济的蓬勃发展，尤其是长远的发展。当年晋商的崛起，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：诚信走遍天下。

    晋商的文化精神，作为晋商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思想基础，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精髓，也是晋商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与动力源泉。

    晋商“崇商重利”的人生选择，是受历史环境的影响。在基于传统农耕文化而确立的价值体系中，商业及商人并不受人推崇。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前后位置，反映出社会大众共同的重士轻商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。而瑭以后，科举制度更是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。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，晋人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选择确实为另类。他们认为：“商与士，异术而同心。故善商者，处财货之场，而修高明之行，是故虽利而不污。……故利以义制，名经清修，各守其业，天之鉴也。”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，晋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。“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，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”，于是，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，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，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。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，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，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，但在眀乾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据可查的。时人以“海内最富”四字来指称山西，显凤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，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，比大乾朝的国库库存量还多。

    晋商最讲诚信，崇尚“信义并举”。诚信是中土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，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，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早在创业之初，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尔不群的商业理念，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，他们把“信”、“义”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，并把言必忠信、信必笃敬的关云长奉为“财神”，做为自己的精神偶像，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。晋商在商业活动中，通常以关公的“义”来团结同仁、号召同仁，以关公的“信”来取信于社会，取信于顾主。因而，义结同心、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晋商发展之初，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，合伙经营而能成功，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。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、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，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，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，即“信义”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“相与”。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“相与”，这种“相与”的关系，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。当自己的“相与”面临困境时，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，鼎力相助。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中，信誉至上，坦诚相待。不弄虚作假。不欺诈伪饰。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，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，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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